前 言

皮革行业所涵盖的范围理应包括皮革、毛皮及其制品等诸多相关的自然行业。作为皮革行业源头和基础的制革行业，其使命是制造皮革。当原料性的皮革成品产出以后，制革行业便将后续使命转移给位于皮革产业链中下游的皮鞋、皮件等制品行业继续运行，最终产出能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日用皮革制品，以及工农业、国防工业等特殊用途产品。美化百姓生活，满足社会需求。

自2021年底《上海近代皮鞋史话》在《北京皮革》杂志（中国皮革协会主办）上连载刊出后，又于2022年秋冬之际，开始相继刊出《上海近代制革史话》，温故知新，承前启后，备受业界关注。值此连载几近尾声之时，笔者坦诚地与周富春主编推心置腹曰：“在下思考再三，诚惶诚恐，为避免有厚此薄彼之嫌，遂酝酿拟题《上海近代皮件史话》作为后续。这样就全行业而言，可免留缺憾！” 周主编闻之表示欢迎，认为“上海近代皮件史话”若能得以在后续刊出，对于皮革行业而言可兼顾各方，实乃求之不得，并表示由衷感谢！还叮嘱我在方便时执笔撰写，但一定要保重身体！

笔者虽一介皮革老兵，然对于皮件行业确非本人专业所长。为不留缺憾而揽下“上海近代皮件史话”的编撰任务，从搜集素材到起草完稿，其难度自然会比先前更大一些，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唯有鞭策自己，迎难而上，努力尝试……亦可谓乐在其中也！惟其如此，也算是对上海皮革人，尤其是上海皮件行业有所交代。

一、历史沿革=

根据中国皮革协会就全国皮革工业所属各自然行业属性的界定与区分，以及各自然行业约定俗成的概念，顾名思义，“皮件”者，即以天然皮革为主要原材料所加工成的制品（除“皮鞋”单列外）之泛称也。皮件行业和皮鞋行业一样同属皮革制品行业，其涵盖范围甚广，以民用为主，也涉及工业、国防领域。

以民用为例，日用制品诸如皮衣（如男女皮夹克、皮西服、皮外套、皮风衣、皮裤、皮裙、皮帽、皮手套等成人及儿童服饰）、皮包（如男女手提包、手包、化妆包、公文包、书包、皮票夹等成人及儿童包袋用品）、皮箱（如各式中西式皮箱、各式旅行衣箱等）、皮制球（如篮、排、足三大训练和比赛用球），等等。

此外，工业领域有专业为机械、纺织行业生产的机用皮件，如各种轮带、打梭皮结、皮辊等。国防领域有专供军需用的皮枪套、皮腰带、航空皮衣、皮帽、皮手套、以及马鞍、马具、刀鞘等。

鉴于“毛皮及其制品”业已形成另一自然行业，故不拟在此展开，仅在皮件行业的“皮革服装”“名企掠影”章节中偶有提及，未尽其详。

早期萌芽

据记载，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的章程》相关规定，自1843年11月上海开埠以来，近代工业逐步兴起，外商竞相争先在申城投资设厂开业，同时各种洋货也纷纷涌入沪上，争抢市场先机。从此，中外贸易中心及其发展趋势逐渐由广东向上海转移。在如此情势之下，国人也就见机行事，相继出手，开始在上海择地设坊建厂，从事各种以手工为主、机械为辅的各行各业的专业生产，皮革及其制品行业也从中崭露头角。

1861年，陈财记、韩裕茂和裕新等皮作坊就在上海生产中式衣箱，这是我国最早的衣箱厂。

1875年（清光绪元年），浙江海盐人朱鸿元、朱东林父子在上海西藏南路155号开设上海第一家朱合盛皮箱号，主营真牛皮箱。后由其孙朱辅臣传承家业，易址上海南市小东门内东街176号，扩大经营，生产品种由以木板为骨架外包皮革的传统中式皮箱，过渡到以纸板为骨架外包皮革的方式开始仿制改良的西式皮箱和西式手提箱，并获得注册商标：“寿鹿为记”“指日高升”。

因时势所限，当时市场上难免出现“崇洋媚外”的追求时尚之风，又因西式皮箱、手提箱、公文包等轻便美观、款式新颖，一时颇为风行，业内纷纷仿制。于是，以皮革为主要原料的各式箱包生产与销售逐渐开始盛行一时，早期的上海皮革箱包行业也就水到渠成。

1912年（民国元年），当时上海已有人仿照国外进口的舶来品，用羊皮革制作皮服装。同年，也已有人创办了一家巩昌皮革厂，专业生产皮结、轮带和皮辊，为机械、纺织等行业提供配套件（品）。

1913年（民国二年），国内第一家球厂李高记皮球厂在上海诞生，此乃浙江宁波人李荣高和同事曹锡泉所为。是年，李、曹协力创办了位于上海法租界巨赖达路善乐里的“李高记国货皮球厂”。他俩在剖析足球舶来品的基础上，研制成功了国内第一只皮制足球，率先为体育界提供“国际牌”注册商标的国货皮制足球。

1916年（民国五年），浙江绍兴人张信坤在上海华山路朱家角49弄18号开设了“源牲皮坊”，是当时上海第一家生产牛皮球革的专业厂坊，为皮革制品行业加工制造篮、排、足三大运动球雪中送炭，提供了牛皮球革的原材料。

1917年（民国六年），浙江宁波人章仲文、章仲英在上海独资开设了协兴运动器具厂。章氏昆仲先后解剖了美国篮球和日本排球，在消化吸收后，或仿或创，相继研制成功了国产第一只篮球和第一只排球，同时章氏昆仲所经营的上海协兴运动器具厂主要从事生产手缝皮制“火车牌”篮、排、足三大运动球，并兼营运动器材。

后来，上海宝山人朱长生加盟“协兴”，凭着勤奋、聪慧、好学，很快就掌握了熟练的制球刀工技术，并在制球刀工技艺上形成了选皮精、部位准、划样清、切皮齐、披皮匀的操作特色，逐渐成为制球行业中有名的刀工，开片设计的佼佼者。他曾先后设计、研制出12片T字型足球等诸多新产品，又改进了球片技术，有效地控制了球体膨胀变形，成为当时闻名的制球技师。

1918年（民国七年），当时的“孙荣记制革厂”最先研制成箱包“纹皮（革）”，使上海的皮箱厂坊率先开启了采用国产“纹皮”制造“西式”皮箱的历史。

1919年（民国八年），由金燮麟开办的“上海金燮记制革厂”研制成羊皮服装革，并投入生产，为当时专业加工皮革服装提供原料。同年，嘉定人甘信孚在上海延安东路（时称爱多亚路）391号开设专业生产皮革服装的“永利皮衣号”，最初从业人员仅5人，年产各式皮服装200件左右。其中，有当时市场上时尚流行的“皮夹克”“皮猎装”等羊皮革服装，为我国利用羊皮革制造日用服饰开创了先河。

制革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皮革制品业的发展。从民国元年至20世纪20年代初，皮革制品企业迅猛增加，生产品种齐全，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

1921年，上海已有制革和皮革制品厂（坊）300多家，经销皮革制品的商店有400多家，其中部分商店设有工场，承接定货业务。

新中国成立以前

时势变迁，商海沉浮。据说，自1914年至1936年的20余年间，有四名广东香山人相继光顾上海滩，且皆慧眼看好南京路（又称大马路，属英租界），从南京路浙江路口由东向西延伸至西藏路口，先后择地投资建造高楼大厦，最终集齐了先施（Sincere）、永安(Wing On)、新新（Sun Sun）和大新(The Sun)四家大名鼎鼎的百货公司，威震申城,家喻户晓。此四大公司均以中西百货为业，化妆饰品、钟表眼镜、成衣绸布、皮衣皮具、以及银楼珠宝等商品琳琅满目，竞相争宠。放眼环顾永安公司四楼的皮衣皮具商场，摩登时尚的皮衣皮裙、款式新颖的手套皮帽、中西相映的衣箱皮具……琳琅满目，竞相媲美。这“四大公司”的先后崛起，重塑了上海滩的繁华南京路，进而引领、创新全中国的传统消费文化。一时间，外滩南京路口的和平饭店（高77米）和临近跑马厅的国际饭店（高83.8米）雄踞上海之巅，上海滩的南京路从东到西一片繁华，目不暇接，霓虹灯彻夜明亮，“十里洋场”的美名开始响彻全国。

20世纪20年代，上海生产皮箱和包袋、票夹的专业作坊已发展到八九十家，兼营多种皮件产品的共约百余家，从业人员1200余人，产品开始向南洋出口外销。

另有谙熟裘皮硝、缝技艺的南京人陈长华，在上海的四川中路宁波路口开设“陈长记皮货店”。这是当时上海滩为数不多的一家由华人和白俄罗斯人共同经营的新兴西式皮货店。皮货款式新颖，客户对象主要是乘坐外国轮船来到上海的外国旅游者。

在皮件行业中，如轮带、皮辊、皮结等机用皮件的最初出现，源于当时沪上有不少机器设备从国外进口，作为配件或附件，由于使用中易于损耗，需要经常补给，始有外商在沪设立配附件专业厂加工制作，继而业内也纷纷仿效设厂从事机用皮件的生产。

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沿街门庭

上海机用皮件行业中20年代间，较著名的企业有巩昌德记皮结厂、同兴皮结厂、隆泰丰记轧花皮辊厂、南华皮厂和徐福兴印刷皮辊厂等，产品多为机械传动轮带、纺织机投梭系统皮结皮仁、轧花机和印刷机用皮辊。民国20年（1931年），仅皮辊生产企业已发展到20余家，年产皮辊20余万只。

20世纪30年代，上海南市旧校场一带，日用皮革手套开始崭露头角，以信华皮革制品厂和祥生皮件工业社为代表，逐步形成兼营生产日用皮手套的皮件作坊群。

1930年，“陈长记皮货店”老板陈长华之子陈金荪子承父业，从一个俄罗斯人手里盘下了一家皮草行，位于上海外商云集的黄金地段静安寺路上，为区分紧邻的另二家同名为俄式“西比利亚”的皮货店，遂取名“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店”。此后逐渐发展成为名闻遐迩的裘皮专业商店。

1934年前后，先后涌现固本制革厂、金福记国货机制皮件厂、三民皮件厂、益兴祥制革厂和徐瑞兴皮件制革厂等11家较具规模并经登记注册的企业，年产各式皮箱6万余只，包袋2万余只，票夹38万只。品种有牛皮软、硬盖（手提、肩扛）衣箱、鞋帽箱、化妆箱、“雀牌”箱、手提包、新老式文书包、军用挎包、图囊袋、旅行袋、纹皮票夹、角子夹、小钱包等。

1935年，上海川沙人马祥福经人介绍来到由周春宝在上海成都路开设的一家“春宝皮件工场”从师学艺。师太公田阿四（绰号老田户）手艺高超，是当时沪上闻名的包袋师傅。马祥福天资聪明，学艺乖巧，工场里制作的刺绣包、古香缎包、编串珠子包、蛇皮包、牛皮包、羊皮包等，尽管花色品种繁多，却能过目不忘，甚至师太公一夜成名的杰作“夜宴包”和叹为观止的“金属架子包”也幸得真传，他娴熟的包袋设计和制作手艺，深得师傅赞赏。

后来，包袋除了充当时尚饰品外，又开始讲究实用，于是，他又推出书包、公文包、手提包等诸多新品种、新款式，备受客商青睐，后来马祥福遂有“包袋大王”之称。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上海皮件行业以加工制造16片篮、排、足三大运动球享誉全国，名扬世界。李高记皮球厂的“国际牌”足球、协兴运动器具厂的“火车牌”篮、排球，深受体育界和运动员的青睐。

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滩社会动荡、市场起伏、民不聊生，皮件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饱受沧桑，迭经盛衰，当时虽有各类箱、包、票夹厂200家左右，但从业人员不足2000人，年产皮箱仅万余只，基本处于歇业和半歇业状态。

抗战胜利后，十里洋场的上海风行西装，裁缝出身的浙江湖州人卢映光凭藉灵光一现，别出心裁地利用皮革厂成品革的边角或碎皮等下脚料，精心编结制作了一种“花结皮钮扣”，尝试供给商店作为西装配扣。不料，这种“花结皮钮扣”居然为西装平添姿色，博得客户青睐，西装畅销不衰。从此卢映光开始走运，遂大展身手，专业制作皮钮扣，并为永安、先施、惠罗、丽华等沪上著名公司的服装部配扣供货。他先后设计、制作出“奇型皮钮”“镂空皮钮”“各式花结皮钮”等众多的皮钮扣花色品种，赢得社会名流、绅士、阔佬的关注，于是卢映光名声大振，享誉申城，竟被服装界、皮革界冠以“皮钮扣大王”的雅号。

新中国建立前夕，上海皮革工业共有大小厂（坊）2021家，从业人员13864人，其中：制革业402家，从业人员2101人；皮鞋业约有1000家，从业人员5500多人；皮件业619家，从业人员5688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

新中国建立以后，作为上海皮革行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上海皮件行业和全国同行一样，开始步入旧貌换新颜的恢复建设时期。在当时国家“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下，全国皮革行业正投入努力恢复建设，发展生产，提高皮件制品的数量、品种和质量，以满足工业、民生等方面的基本供给和社会需求。

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皮件行业拥有238生产厂家，另有个体手工业作坊560户。按大类产品分为“大件、软件、机用皮件、中式皮箱、樟木箱和旅行袋”等6个小行业，从业人员5385人，拥有固定资产118.4万元，年营业额350万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皮件行业曾一度出现数以百计的失业工人，为劳动就业、恢复生产计，1951年在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的关怀下，张志祥等176个皮件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创建了最早的上海皮革制品生产合作社，生产箱、包、票夹及其他日用皮件。

以后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和市场的逐步繁荣，箱、包、票夹的生产形势好转，1954年，仅包袋生产企业就发展到124家，年生产能力达410万只。

1956年，上海皮件行业经历了个体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经过改组改造，大类产品樟木箱被归口木制家具行业，其余5个小行业经裁并改组，成为72家公私合营皮件厂和30家皮件生产合作社（组）。之后，上海皮件业逐步摆脱手工作坊的生产经营方式，开始向专业化、机械化方向发展。

随着我国文艺高潮兴起，民族音乐勃发，皮鼓崇尚，“腰鼓”风行，民间百年传承的鼓皮制作技艺得到新生，上海沪光制革厂得天独厚，成为国内第一家鼓皮专业生产厂。从20世纪50年代的“传统鼓皮”发展到60年代的“定音鼓皮”，制成五音排鼓，敲击音层、节奏丰富有律，深受乐团艺人青睐。

20世纪60年代，在全行业“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土洋结合”大搞技术革新浪潮的洗礼和贯彻国民经济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的历练，上海皮件行业也在粗放发展时期得到发展和壮大。

1964年，上海皮革工业公司组织以上海东华皮件厂为主的10余名技术、设计人员，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只“胖形箱”（轧胖箱、模压箱），这是皮箱行业一项升级换代的标志性产品，代表我国衣箱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

1968—1977年间，上海东华皮件厂经历断断续续10年探索试验，终于自行研制成“立、卧两式”拉杆走轮旅行箱，在造型、结构、容量等方面领先国外同类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1982年，该厂又根据飞机起落时机轮伸缩原理，举世首创地研制出第二代E318W-ABS拉杆伸缩走轮旅行箱，深受外商青睐，博得国内外同行的好评，享誉海内外。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皮件行业中的骨干企业的经营重点转向开发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和扩大出口创汇，并以此作为本行业发展壮大的经营方向。

1985年，轻工业部颁发了旅行衣箱、旅行软箱的部颁标准，进一步完善了皮件行业产品标准系列，从而使全国箱包行业严格执行生产工艺、强化质量监控方面有了准则。

20世纪80—90年代期间： （1）在皮革服装方面，上海皮革服装厂生产的“金羊牌”山羊平纹革皮革服装于1985年获国家质量奖银质奖、绵羊革皮夹克于1986年获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绵羊革皮革服装于1987年获国家质量奖金质奖。（2）在皮革手套方面，在上海皮革公司的组织协调下，上海手套生产企业曾和复旦大学等单位联合组成“成人手型调查组”，在广泛开展手型测量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手套新号型”与出样新技术；进而联合开发研制SLG-1微机辅助手套优化设计系统，将传统的手工设计改为微机辅助设计，应用于生产实践。上海第四皮件厂生产的“金冠牌”皮革手套、上海皮革手套厂生产的“海鸥牌”“金猫牌”皮革手套，分别获上海市和轻工业部优质产品奖6项。（3）在皮革箱包方面，上海皮革箱包行业在引进一批先进专用设备的基础上，着力调整产品结构，推陈出新，由传统的实用型向装饰化、配套化、多样化和高档化转变。上海东华皮件厂在成功设计高级拉杆滑轮ABS箱的基础上，从意大利引进ABS箱用板材生产流水线，实现了从塑料粒子进厂到ABS塑料箱成品出厂的全套系列化功能，达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同行的先进水平。上海东华皮件厂生产的“长征牌”ABS塑料旅行箱和上海皮箱厂生产的“象牌”人造革旅行箱先后荣获国家质量银质奖。

1990年底，上海皮件生产企业有67家，分属市二轻、商业、地区工业和郊县乡镇工业等不同系统，共有职工1.21万人，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82亿元，实现利税3826万元。

二、同业公会

回首“上海市皮件业同业公会”的诞生，从最初“皮件业作业组”起步，到具有帮会色彩的“皮件业商民协会”，再过渡到“皮件业同业公会”，一步一个脚印，历时30余年。直至建国初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下“上海市皮件业同业公会”终于水到渠成。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包括皮件业在内的皮革领域各行业的“同业公会”业已完成了历史使命。

皮件业作业组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从事日用皮件的生产作坊和经销商店已逾200多家（包括前店后工场形式的），实际上己形成一个独立的行业体系，但由于生产企业多数是作坊，且参差不齐，设施简陋，一时业界难言成立皮件行业同业公会。起初，在部分同行努力下，曾设有一个名为“皮件作业组”的松散组织，皮件同行得以相聚一起饮茶闲聊，利用这个平台，交流经商之道、市场态势，以及营销信息，也有切磋技艺、互通有无，抑或洽谈彼此协作。

皮件业商民协会

1929年，在上海皮件业部分同仁的努力下，终于在上海局门路成立了“皮件行业商民协会”，在“作业组”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最初，刚建会时入会的会员单位仅有59家，后来陆续申请加入者为数不少，但业界尚未入会的厂商仍有30多家。

时至1936年，皮件业内陆续出现自然形成的以区域籍贯划分的四个产业帮会：分别为本帮(上海)、宁波帮、桐庐帮、安徽帮。其中本帮（上海）势力为最大，宁波帮次之。鉴于工商竞争的潜在因素，致使帮会之间很难和睦相处，有时甚至矛盾迭起，彼此倾轧，相互诋毁，竟争十分激烈。

为此，众多有识同仁，纷纷建议成立皮件业同业公会，以便有一个统一协调、权威指导的组织。于是，由上海帮和宁波帮牵头组织筹建，先后有百余作坊、厂家踊跃响应，并积极参与筹备，皮件业同业公会行将呼之欲出。

皮件业同业公会

1937年2月，在皮件制造业和皮件营商业的携手筹措下，第一届皮件业同业公会正式成立。同业公会会员，除皮件制造业外，也包括皮件商业在内，会址设在南市(老城厢)高敦街51号。选举产生滕延陵（又名闲陵，浙江人，时任大陆皮件公司经理)任理事长，金文照（时任金福记皮件厂经理）等4人任常务委员，池传楹（浙江人，时任三民皮件厂经理）等10名任执行委员。

“八一三后”，由陈宝华（宁波人，时任华记皮件厂经理）出任理事长，由陈慕三（时任益兴祥皮伴厂经理）等4人任常务理事，由戎德勤（丹阳人，时任戎镒昌皮件厂经理）、盛国香（时任三江皮件厂经理）等9人分别担任理事、监事。

抗战期间，同业公会解体，敌伪时期被鞋业同业公会兼并吸收，称为皮革制品同业公会。

1942年8月25日，上海机用皮件制造业同业公会在广西北路福来饭店举行成立大会，由陈瑞生（时任天丰机用皮件厂经理）出任理事长。

直至1945年6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原任皮件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滕廷陵及朱晋廷(时任中达皮件厂经理)、徐国均(时任沅昌皮件厂经理)和叶遗红、夏汉祥、张汝舟等6人负责皮件业同业公会的恢复重建工作，会址设在东新桥宝裕里4号。重建后，选举产生朱贤良（时任五丰皮件厂经理）为理事长。

1948年7月，皮件业同业公会举行换届改选，陈宝华（时任华记皮件厂经理）被选为第二届皮件业同业公会理事长。1948年10月，上海市皮件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录中有560家会员，由日用皮件业、机用皮件业、军装皮件业3个部分组成。1949年4月，袁呈祥发起申请组织皮箱制造商业同业公会，但虽经批准未及成立。

上海市皮件业同业公会

建国后，皮件业同业公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始着手改组，于1950年6月8日成立上海市皮件业同业公会。会址设于浙江南路70弄4号，选举夏汉祥（时任武昌皮件商店经理）为主任委员，同业公会仍为工商联合会性质。

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前，皮件业同业公会主要任务和宗旨：组织会员定期学习，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督促会员遵纪守法、依法纳税，代表同业向政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要求，协调供、产、销业务，及对行业调查等，在这些方面同业公会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鉴于企业所有制的改变，皮件业和制革业、毛皮业、皮鞋业等一起划归上海皮革工业公司所辖，先前各行业的“同业公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其原有职能和作用被纳入新生专业公司的行业管理体系。

（未完待续）